【专访】霍赫希尔德:流行病让特朗普支持者更偏执左右翼都自认为是“故土的陌生人”

原标题:【专访】霍赫希尔德:流行病让特朗普支持者更偏执,左右翼都自认为是“故土的陌生人”

2016年9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誉教授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新书《故土的陌生人》在美国出版。当年年底,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击败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此前主流民调皆显示克林顿将获胜,而且特朗普在大选期间的种种打破常规的极端右翼言行让他看上去非常不像一位寻常意义上的政治家。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事实迫使沮丧不已的自由派美国人去思索背后的原因,霍赫希尔德的这本书对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答案。

从2011年到2016年,这位以研究情感、女性和家庭闻名的社会学家频繁前往深红州路易斯安那州,采访了60人,其中包括40位茶党支持者,她拜访了他们的家、社区和办公场所。在写作《故土的陌生人》的过程中,她融合了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比如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在早年的名作《第二轮班》中,她也运用了这种沉浸式的深入研究方法。在与当地那些深受钻探工业所害的乡村白人小资产阶级交往的过程中,霍赫希尔德试图通过理解一个“锁孔问题”——政府监管严重不足的大型石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但为什么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依然维护大型企业和“自由市场”,指责政府监管——来解析右翼的意识形态。

霍赫希尔德指出,要了解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需要首先了解那个人对政治问题投入的情感,她将之称为“深层故事”(Deep Story)。美国右翼的深层故事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公平竞争获得阶级跃升,然而爬上山顶实现美国梦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过去几十年来薪资水平停滞、经济不平等拉大,这种经济打击对制造业和手工业从业者来说尤其沉重。与此同时,他们还面对着此前排在队伍更后面的(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和LGBTQ群体)的上升压力,这些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让他们感到被别人“插队”了。

是这种挫折感令右翼转向反对左翼倡导的平等、自由和多元包容,使他们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邮件采访时,霍赫希尔德特别指出,日益稀薄的经济机会不应被视作右翼深层故事的全部成因,它的形成其实事关一种整体性的失落感,“核心问题不是贫穷(deprivation),而是失落(loss)。而且这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失落,还是种族地位、地区和宗教自豪感、文化主体性。”许多右翼美国人由是倒向了特朗普的阵营。

在旁观了特朗普的竞选集会后,霍赫希尔德在书中总结道,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那些感到失落的美国人的情感:“特朗普是个情感候选人。与数十年来的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相比,特朗普更加注重激发和称赞支持者的情绪反应,而非叙说详尽的政策计划。他的演讲——令人产生主宰、张狂、明晰的感觉,以及国家自豪感和个人振奋感——会激发一种情感转变,然后他会指出这种转变。”

今年,特朗普能再一次赢得总统大选吗?新冠疫情毫无疑问是一起黑天鹅事件,为2020年大选走向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截至7月9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00万,是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特别是屡屡散播与公共卫生专家意见相悖的信息,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霍赫希尔德不认为这场大流行病会显著改变特朗普的票仓,“大流行病对美国南部、西部和老年人群体打击较大,我认为他的支持者虽然会感觉更沉重,但依然会投票给他。”

四年过去,霍赫希尔德认为她在《故土的陌生人》中的论断依然有效,然而政治极化的情况愈演愈烈。她呼吁自由派跨越“同理心之墙”,去理解保守派的忧虑与关切,去讲述自己的愿景,去重建社会共识——政治分歧两端的人的敌人不是彼此,不是社会,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书中最后一章,她在一封虚构的给路易斯安那州右翼朋友的信中如此描述属于左翼的深层故事:

界面文化:《故土的陌生人》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出版的。当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了总统,我相信很多美国读者试图通过这本书来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四年过去,你在书中描述的情况是否依旧,你的论断还可靠吗?

阿莉·霍赫希尔德:是的。只不过如今我们还面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以及特朗普的言行将种族问题强行塞入公共讨论中。

界面文化:就如何应对新冠大流行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备受指摘。有报道指出,特朗普与许多共和党高层官员忽视公共卫生指导,向美国人传达令人疑惑的信息。我对政治在美国介入公共卫生决策(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感到很吃惊。为什么右翼显得那么反智?

阿莉·霍赫希尔德:我对此也震惊不已。茶党和共和党——如今他们已合流为特朗普主义——是“被落下的人”中的精英。他们指责并且怀疑政府,且广泛认为让他们所处社会下层是“精英”的错。理查德·霍夫施塔德(Richard Hofstadter)恰如其分地描述过美国社会整体上的反智主义倾向,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美国人对实用知识的自豪感,我们如今可以看到,这个因素加剧了美国人对专家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

阿莉·霍赫希尔德:大流行病对美国南部、西部和老年人群体打击较大,我认为他的支持者虽然会感觉更沉重,但依然会投票给他。我认为郊区“温和右翼”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转向拜登(我希望如此)。但特朗普的票仓只会变得更尖酸、更偏执,特别是如果未来出现某种极端戏剧化的场面,特朗普声称自己成就非凡但遭受迫害,而不是接受败局下台(这是他无法承受的结果)。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说,许多之前关于保守主义的研究都缺失了一个元素,即对政治中情感的充分认识,你在书中为此提出了“深层故事”的理论。在阅读《故土的陌生人》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一直在比较你的观点和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在那本书里他做出了一个很有力的论断:自由派和保守派立场源自从相反的家庭观念中派生出的道德理论。自由派信奉慈亲式家庭模式,强调群体成员间的平等、理解与互助;保守派信奉严父式家庭模式,强调群体成员间的等级制度、对权威的尊重和自我约束。

在我看来,把家庭观和政治观等同起来也是一种“深层故事”。请问在考察保守主义的本质时,“道德路径”和“情感路径”的区别是什么?

阿莉·霍赫希尔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然,认知-道德和情感是密切相关的——人们都被这些隐形规则巧妙地支配(我在早些年的一篇文章中称之为感受规则和构想规则)。我们需要超越“我们想或我们觉得”的预设,我们其实总是在同时做两者——这是为什么我如此欣赏莱考夫先前发表的文章《我们赖以为生的隐喻》(Mataphors We Live By)。

我认为莱考夫在《道德政治》中的论述很有说服力,但需要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排队的人(此处指阿莉·霍赫希尔德书中的右翼深层故事:人们排队登山,爬上山顶实现美国梦)心中有一套莱考夫所形容的家庭意识形态。但我发现了四个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

第一,莱考夫忽略了同胞关系,或者更笼统而言争夺有限资源的平等对手之间的关系。但正是这种关系序列——争夺有限资源的对手等待“位于山顶之上”的某个想象中类似大家长的权威分配资源——滋生了那个等待的“陌生人”的焦虑感。

第二,虽然莱考夫的分析解释了右翼的一些政治主张,他的分析让人感觉很静态——它没有解释特朗普上台后右翼立场的飞速变化。

第三,莱考夫的“严父模式”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右翼如此激烈反对“严父式”的(污染)监管或疾控中心的戴口罩预防新冠肺炎建议。

第四,我们也需要在他提出的微观-家庭模式的基础上做更多宏观分析。茶党如今已经被特朗普主义吞噬,其动员话语是他们是那些被精英们“落下的人”——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其中最热忱的支持者是男性)——是全球化的失败者。我们需要在莱考夫的理论之余增加关于如何回应剥夺感的理论,需要更深入理解造成这种剥夺感的宏观力量,即全球化、社会阶层和种族。

界面文化:你带着对“大矛盾”的疑问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开展研究,即为什么最需要政府服务的人会对政府有最深的反感。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深层故事: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代,人们为越来越少的经济机会感到沮丧,所以无论他们如何美化自己的深层故事,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阿莉·霍赫希尔德:比阶级更复杂。核心问题不是贫穷,而是失落。而且这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失落,还是种族地位、地区和宗教自豪感、文化主体性——一种整体性的失落。

界面文化:我感觉“深层故事”需要进一步解释,特别是到底是什么塑造了茶党成员版本的美国梦。为什么这种特定立场下的公平和美国梦成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塑造者是谁?是阶级、性别、种族或是这三者的混合?我还很感兴趣的一点是,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保守主义者中有那么强的影响力,无论其支持者本人的社会地位如何?

阿莉·霍赫希尔德:在美国,“公平”的概念是一个被热烈争辩的话题。极右翼倾向于认为如果两个人同时竞争,只要两方都遵守比赛的技术性规则(比如时间期限),那么比赛就是公平的。左翼倾向于认为只有当参赛者双方同获取同等的发展机会时,比如好学校、住房等等,比赛才是公平的。

但如今,公平的概念处于一个巨大的矛盾中心。一方面,我们有了一种被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称为“上升伦理”的心态:拼命尝试,努力工作,成就自我。如果你成功了,这种心态认为是你个人的努力造就了你的成功,但如果你失败了,也全是你自己的错。

在另一方面,和加拿大、丹麦和中国相比,在美国实现真实社会流动的结构性机会更小。所以很多阶层下坠的美国人责备自己,感到羞耻和怨恨。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了这种耻辱感,将指责引导到了其他方向,却对改变形成上述情况的条件所做甚少。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深层故事”是普遍性的,鉴于在过去40年里现代化成果的分配是不均的,而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发生,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发生了?

阿莉·霍赫希尔德:我认为我们多少都有一种“深层故事”——但在最后一章里我提出了自由派共享的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深层故事”。

界面文化:你在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的一场演讲中指出,左翼在听说与他们不同的世界观的时候比右翼更不宽容。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以为出于对多元性的尊重,左翼应该对不同世界观更宽容才是。

阿莉·霍赫希尔德:其实我不认为左翼对宽容的支持会比右翼少。你说得对,左翼“应该对不同世界观更宽容”,但很吊诡的是,另外一个现象也是真实存在的,我之前在给《卫报》撰写的一篇文章谈过这个问题。

一项最新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能理解共和党人的世界观。这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倾向于生活在价值观单一的圈子里。尽管理论上来说他们支持多元性,但讽刺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通常也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多元性更稀薄。

除了居住环境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对于积极参与政治的人来说,我认为他们正沉湎于悲伤之中。近年来政治上的失利让他们难以接受,而政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人如今觉得自己才是“故土的陌生人”的人。于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开始向内转,回到让自己感觉确定、舒服和安全的地方。当下,那些受伤的左翼斗士们也许对熟悉的环境有迫切需求,这其中包括许多女性和有色人种选民,他们激烈抗争过,但深切地恐惧取得的成功将化为灰烬。

界面文化:在《剧变》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认为美国政治极化很大程度上是网络信息茧房造成的。在你的观察中,不实信息是否是社会共识的主要障碍?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强调了跨越同理心之墙的重要性,但在跨越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美国人(以及世界上其他那些饱受政治极化困扰的人)要如何重建社会共识?

阿莉·霍赫希尔德:随着我们的社会分崩离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日益紧要的任务。伟大的领导者们——尼尔森·曼德拉、玛哈特玛·甘地、马丁·路德·金——往往都精于建设同理心之桥。

阿莉·霍赫希尔德:很多社会学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告诉你,是社会学选择了他们。也许我们社会学家在孩童时代共享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在一开始让人不舒服,但之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双观察世界的慧眼。我很高兴人们为这种慧眼赋予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社会学。

界面文化:很多中国读者是通过你那本讨论“情感劳动”的名作《心灵的整饰》或者那本讨论职场母亲的《第二轮班》认识你的。你最新的这部作品《故土的陌生人》似乎与以往那些讨论情感、女性和家庭的作品非常不同,转向关注一个更宏观的话题——政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阿莉·霍赫希尔德:是的,这本书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但在2011年,我们不难注意到对奥巴马、自由主义、种族公正、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等观念的反对在加强,反对这些观念的茶党的声势在壮大。所以当时我有严重的关切,我希望去理解对面的声音,了解他们不满的来源。

界面文化:你是否觉得这是当下美国学术界的弱点——随着高等学府主要被自由派把持,学者们对“红脖子”的境遇缺乏关注?

阿莉·霍赫希尔德:是的,我很害怕这个弱点,这种不接地气。不过尽管话这么说,许多最好的关于右翼的研究还是学界中人写的,比如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凯瑟琳·克莱默(Katherine Cramer)、琼·威廉姆斯(Joan Williams)、阿什莉·亚丁(Ashley Jarding)、洛里·麦克维(Rory McVeigh)、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安妮·凯斯(Anne Case)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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